1958年5月,军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但因某些原因,会议的主题突然转向了“反教条主义”。这一变化直接影响了韩练成中将,他因此遭遇了一些错误的批评和指责。
随后,韩练成被调任为甘肃省副省长。不久,叶帅亲自上门慰问他,和他深入交流了许久。在临别时,叶帅叮嘱道:“要根据形势变化来行事。”这番话让韩练成深思。受“反教条主义”风潮的影响,当时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及党委书记的萧克,也被解除军职,调往农垦部担任副部长。韩练成觉得这一决定极为不妥,心情沉重。
在那时,韩练成就听说过萧克的名字。当时,国军的两大“剿共”主力分别是“朱毛”与“萧贺”。解放后,韩练成曾与萧克有过几次接触,并在训练总监部共事过一年之久。渐渐地,他对萧克有了更深的了解,并且深深地认定萧克是一位真正的儒将,一位坚定的革命者。
然而,韩练成没想到的是,自己也会被这种风潮波及,不久后,他也被调到地方工作。期间,北京成立了一个“将军合唱团”,专门组织业余将领进行合唱活动。每周两晚,韩练成不管风雨,始终坚持参加排练与演出。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将军合唱团”的大合唱成为了开场节目。韩练成站在舞台上,心潮澎湃,满怀激动。当合唱结束,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现场有人评价道:“这不是单纯的唱歌,这是英雄的史诗。”
展开剩余77%尽管“反教条主义”的风潮愈演愈烈,韩练成却并未把它放在心上。随后,在一次军事学院的党委扩大会议上,韩练成为一位少将辩护,却意外将自己卷入了其中。会议最终以韩练成的学术思想为批判对象,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
自1952年起,韩练成潜心研究国防现代化和正规化,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稿,如《现代国防的军务与军制》、《国防指挥系统的构成与职能》等。批判中,大部分的手稿被拿走“分析”,最终遗失,剩下的几份,也在韩练成愤怒之下被焚毁。每当回忆起那把大火,韩练成总是心如刀割,痛惜不已。
那段时间,韩练成心情沉重,眼睛肿胀,双手也不由自主地颤抖。一个外地回京的贾若瑜少将见状,心生忧虑,连夜去找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两人商量后,决定将此事向陈老总报告。陈毅得知情况后,对贾若瑜和刘志坚说了三句话:“第一,韩练成是周总理和我一起介绍入党的;第二,不许批,更不许斗;第三,军事科学院不要他,调到我这里来!”陈老总的坚决态度让贾和刘二人深感欣慰,并赶紧将这一消息告知周总理。
周总理听到后,轻松地笑了笑,同意了陈老总的前两条意见,而对于第三条则表示不必再提。韩练成得知周总理与陈老总的态度后,心情明显好转。风波逐渐平息,韩练成因眼疾前往了解放军301医院诊治,接待他的正是老朋友张福星教授。经过仔细检查,韩练成被告知,必须开始使用手杖了。那一刻,韩练成突然觉得自己苍老了许多。
借此机会,韩练成写报告要求离开军事科学院。他认为这是时候退居二线,避开锋芒。1960年冬天,李克农亲自前来看望他。两人会面时,韩练成的夫人亲切地称李克农为“李经理”,而李克农则称两人夫妻为“七哥”和“七嫂”。李克农不仅来慰问,还关切地问韩练成是否真是身体有问题,还是内心有不快。李克农还提到周总理对韩练成的关心,并告知他周总理希望他安心养病,待台湾解放时,仍会需要他参与运筹帷幄。
韩练成深受感动,决定不因眼前的困难而退缩。他坚定地说:“当年我也曾闯过龙潭虎穴,现在这些风浪,我依然能够承受。我脱去军装,依然会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1年夏,经军委批准,韩练成离开了军队,调任甘肃省副省长。此时,甘肃的省长是邓宝珊,省委第一书记是汪锋。根据周总理和叶帅的指示,韩练成主要的任务是养好身体,因此他在甘肃省只分管科教文卫体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类似的职务多由党外专家或女性领导担任,而当时,贺总负责体育,聂帅负责科技。
1961年11月,国务院安排韩练成前往上海治疗。在上海期间,市委书记处的魏文伯专程来医院看望韩练成,还带来了自己为他创作的诗歌。在韩练成朗诵诗篇时,魏文伯摆放了两只酒杯,笑称:“将军副省长,喝一杯吧。”韩练成举杯道:“你这是在引诱我违反病房纪律啊。”两人开怀畅饮,气氛十分轻松。
12月下旬,韩练成转至北京疗养,这次他没有住医院,而是住进了颐和园。1962年1月,叶帅专程来探望他,关切地询问他在甘肃的身体情况,韩练成表示身体已大有好转。叶帅笑着告诉他,等身体完全恢复后,还需要他继续为国家工作。韩练成则感谢叶帅的信任,表示地方工作同样富有意义,且能抓住制度建设和法规制定。
叶帅提醒韩练成:“要注意工作方法,审势而行。”韩练成回应道:“大不了,我不做这个副省长了。”半年后,韩练成收到了军事科学院党委的“甄别结论”:他们认为对韩练成的批判,将学术问题与政治倾向问题混为一谈,完全不合适。
参考文献:《韩练成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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