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文。”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受到兵燹之灾等历史因素的影响，文献要在漫长时光中保存下来并非易事。就以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来说，共计两万多卷，目前存世的有800多卷、400多册，仅占全书的4%。而且，一种古籍又往往包括诸多版本，选择收录哪一种版本，需要研究人员如侦探般抽丝剥茧进行研究。
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这是一门典型的“冷门绝学”：入行门槛高，出成果周期长，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总是缺乏有力“筹码”。
如何焐热“冷门”，让“绝学”代有传承？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文史楼北楼二层的校经处，驻守着80多位古籍守护者。经过代代学人接力，《杜甫全集》《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等古籍得以校注、传承。如今，带领众多年轻人从事这项“冷门绝学”研究的正是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杜泽逊。
日前，在他一手创办的校经处，杜泽逊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把最好的年华用在有价值的事业上
走进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文史楼，历史的厚重气息扑面而来。在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中，隐藏着国家清史工程重大项目《清人著述总目》工作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重大项目《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工作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三经注疏》汇校工作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整理工作处等诸多重大项目。
历经多年，《永乐大典》存卷的全部标点工作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出版流程，最快两年内将以标点本形式重现。“择一事，终一生。但古籍整理得是几辈子的事情，一辈子还是太短。”从事古籍整理研究近40年，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杜泽逊培养的经学人才已遍布全国。
古籍整理与研究，是需要静下心来坐冷板凳的“苦”活。在山东大学校经处，年轻人每天至少花4小时埋首校勘、标点、注释……快节奏的时代，究竟是什么让年轻人能够每天沉浸在这些看似枯燥的基础工作中？是代代传承，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正如杜泽逊所言，“把最好的年华用在有价值的事业上，乐在其中。”
谈起与古籍有关的点点滴滴，杜泽逊充满激情。还在读中学时，担任语文教师的父亲就送给杜泽逊一本徐振贵编著的《〈红楼梦〉注释》，那是最早的古文献研究启蒙。考上山东大学后，济南市纬三路上的古籍书店就成了他的另一个图书馆。1981年，国家恢复古籍整理工作。彼时，我国古籍整理专业人员70%都在高校。也是从那时起，杜泽逊坚定选择了古籍整理与研究作为读研的方向，因为“这是一项神圣且重要的事业”。
1987年，杜泽逊留校任教，担任文献学家王绍曾教授的助教，开始全身心地投入文献典籍整理研究工作。初入职场，杜泽逊就参与了教育部古委会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当时研究条件比现在差得多，古籍整理主要依赖人工。”杜泽逊回忆，团队所有人就靠手写卡片、排卡片，把清朝人的著作逐一登记，形成一部记载清朝人著作的书目。这项成果获得了2002年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2年，国务院第三次古籍整理规划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著名学者周绍良在大会分组发言时指出了《四库存目》的重要性。从报纸上读到相关发言后，杜泽逊倍受鼓舞，撰写了《四库存目标注叙例》并发表在国务院古籍小组《古籍简报》上。也因这篇文章，他获得了加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计划的“入场券”。
“这是当时我国古籍整理研究最高级别的项目。对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而言，这真是可遇不可求！”于是，从1994年开始，杜泽逊便开启了北京、济南的双城生活，他常常是在北京做研究，然后再坐一夜火车硬座，回济南给学生上课。在一节课不落的情况下，他作为总编室主任完成了这项工作。1997年10月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工作完成。在丛书编纂过程中，杜泽逊阅览“存目”书籍善本5000余种，丛书共计1200册、200多万页。此后，他又把目标定在《四库存目标注》，直到2007年，这套书最终出版。
杜泽逊的研究成果《四库存目标注》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受访者供图）
总得有人做“看不见”的铺路人
做文献学研究，酸甜苦辣并存。在30出头的年纪，因参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项目，杜泽逊在学界崭露头角。多年后回头看，他深知其中的不易。这份坚持背后，离不开前辈“领着做”的支持。众多前辈俯首躬耕多年，排除万难也不曾放弃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奉献精神，成就了一代人的精神坐标。
直至今日，杜泽逊依旧清楚记得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原所长黄永年对他的鼓励。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项目总结大会上，黄永年直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成果有两项，一项是1200册的大书，还有一项成果就是杜泽逊的《四库存目标注》。
“黄老在台上看着我，叮嘱我要快快做，作为一名坐在台下的青年人，真是感动。”杜泽逊感慨，即便当时参与的这些重大项目并未认作成果、给评职称加分，但他依旧干劲满满。
“铺就高铁的路上，总得有人甘心做‘看不见’的铺路人。不能因为一件事情没有显示度就自我放弃。”不过，他也坦言，时移事迁，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要想完成古籍研究的接力跑，还需要给予更多实实在在的奖励。
很多古籍整理项目周期较长，说“十年磨一剑”并不为过。例如，《杜甫全集校注》历时近40年、经三四代学者的接续努力终面世；《清人著述总目》历经19年，先后400余人参与项目；《永乐大典》则由70多所高校200多位师生前后耗时三年多整理尚未完成……相形之下，多数高校对研究人员的考核评价却是希望“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这就导致一些从事古籍保护的研究人员在全身心投入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后，因为不符合现行评价的要求，短时间内未必能从中获得世俗的奖励。而这，也是这门“绝学”一度面临人才断层的原因之一。
古籍整理不仅很小众，很多时候，耗时整理的成果也难以界定。比如，古籍的标点算不算创新，还存在着争议。又如《史记》《资治通鉴》的著作权在司马迁和司马光，而整理者的创造性和贡献常被忽视。即便是参与了国家级重大项目，如果并非项目第一负责人或是第一作者，埋首书桌数载取得的成果依旧很难纳入评价体系……杜泽逊坦言，如果不能破除“一刀切”和唯论文的评价体系，提供多元、长周期的支持，在指标的“捆绑”下，更多年轻人恐怕会知难而退。
为此，在杜泽逊牵头的项目中，他不仅鼓励年轻人挑大梁分书、分卷整理，也鼓励他们署名为第一作者。从教以来，跟着杜泽逊做过科研项目的学生已接近500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从事项目中发现学术问题，发表诸多成果。
“我认为，不仅要尊重知识、尊重劳动，也要让更多学生在研究中有获得感和成就感。”杜泽逊说。
“盛世修文”是嘱托更是激励
随着人工智能（AI）时代的来临，全球范围内，多所高校掀起“文科缩减潮”。
“语言文字学之所以被称为‘小学’，正因为它一直是边缘学科，在当下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吗？”“如果AI可以做精确句读，我们是否需要这么多经学人才？”……近年来，杜泽逊的耳边，类似的质疑之声不时响起。对此，他的看法是，“研究方向虽然小众，但对人才素质要求可不低。由于这项冷门绝学事关中华文化传承的特殊使命，从长远计，反而对从业群体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时，杜泽逊曾当面详解《四库全书》并汇报《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情况。“在兰台洞库，总书记多次提起‘盛世修文’。”杜泽逊说，这些叮嘱更加激励着他，要培养更多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接班人。
在他看来，高端经学人才的基本功，正是能看懂别人看不懂的古书，能标点别人标点不了的古书。当前，仍有大量古书没有标点。纵然借助AI工具目前已可以完成一部分句读标点的工作，甚至准确率有时可以高达90%。“但问题在于，谁来当裁判、评判孰对孰错呢？”杜泽逊举例说，就好比大家看不懂书时往往要查词典，“当下顶尖高校要培养的不仅仅是会查词典的人，更是会编词典的人。”
为培养中国古典学术专门人才，山东大学于2012年设立尼山学堂。作为培养基地，这里从在校一年级本科生中选拔具有中国古典学术（即国学）爱好的学生。目前，尼山学堂有过半学生从理工科转专业而来，覆盖山东大学20多个学科专业方向。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在本科阶段就已在国家级项目中锤炼过硬本领，发表过多篇高水平论文。
“一个学者，没有参加过重大学术工程，就好像一个士兵没有上过战场实战，很难成长为优秀指挥员。”作为尼山学堂班主任，杜泽逊深感自豪，如今这群文理兼修的学生正结合大数据技术，将点校版古籍上传到数据库，让更多热爱经典的读者们得以免费阅读、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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